是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的必由之路(4)

20世纪90年代,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日本开始酝酿英语教育改革。1997年末,日本在会津大学召开了首届全国ESP学术大会。会上,Dudley-Evans教授应邀作了为时1小时的主旨演讲。在该演讲中,他解释了什么是ESP并给出其广义定义。进入21世纪后,日本开展了一系列英语教学改革。2000年6月,日本文部省发布了“推进英语指导方法改善恳谈会经过报告”。其中的一项重大决策是,大学英语要从学生“学习英语”转向“用英语学习”的目标,开展ESP教学,重点培养大学生用英语开展他们自己学科领域里的研究和交流的能力[16]。为了帮助教师转型,日本政府拨巨款对教师进行培训。由于基础英语学习已在高中阶段完成,日本高校不开设基础英语课程,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教学主要是学习ESP,致力于培养大学生汲取和交流专业信息的学术英语能力。在日本,ESP的发展不仅得到政府和各专业院系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专业教师的密切配合。英语教师与专业教师之间的合作,目前在日本高校内十分普遍[13]。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高校不搞任何模仿托福或雅思形式的应试教育,学生将时间和精力集中在提高自己用英语进行专业学习的能力上。与中国培养大学生用英语进行日常社会交际的能力,强调听说领先不同,日本培养大学生汲取和交流专业信息的读写能力[13]。有人对于中国学生的英语语音和语调,以及托福/雅思平均成绩胜过日本学生感到高兴和满足,但是千万别沾沾自喜,千万不要被表面假象所迷惑。笔者曾于20世纪和21世纪初多次参加理工类的国际学术会议和其他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在学术交流过程中,日本学者的报告或论文虽然都很不错,但他们的英语口语的确是薄弱环节。2010年夏,笔者参加了一个在法国举行的物理教学国际会议(GIREP-Conference)。日本派出了一个近20人的代表团,其中包括数名中学物理教师和研究生。据了解,他们所在的大学都使用英语原版教材学习物理学。尽管他们的英语语音语调仍不怎么样,但较笔者之前遇到的日本学者更加活跃。除了认真听讲,积极提问,他们还在会议休息期间抓紧时间与同行建立联系,进行交流。给人的印象是,他们使用英语进行学术交流的能力确有提高。

这些年来,日本经济貌似低迷、衰退,实际上却一直在埋头苦干于实现经济软着陆,完成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日本的创新领域迄今已发生巨大变化,他们其实早已抛弃了如今沦为低端的家电之类产业,转为全力投入新兴技术领域。2016年,国际权威研究机构“汤森路透”发布了“2015年全球创新企业100强”榜单。其中,日本企业以40家居于榜首,力压美国的35家,而中国内地无一入围。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日本获得诺贝尔奖的状况。在迈入21世纪的最初17年里,日本平均每年获得一项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在20世纪的100年内,日本总共有9人获奖,年平均不到0.1人,然而在进入21世纪后,年平均达1.0人,获奖率发生井喷,呈现出明显的拐点,而且稳定连续,构成大概率事件。这清楚地表明日本的科研创新能力已从量变积累至发生质变。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质变与日本的英语教育改革几乎同步发生。事实是,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直接得益于英语教育改革,得益于最新科技信息的及时收集、交流和运用,得益于共享国际科研成果。换句话说,日本的英语教育改革无疑已成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主要手段之一。由此可见,我国与日本在获得诺贝尔奖上的差距,除了其他原因以外,确实还因为外语教育政策的不同[13]。

六、关于大学英语教育改革的几点建议

对于我国大学英语教育目前存在的弊端,无疑应当尽早革除。但实现CE向ESP的转型毕竟是一项繁重的任务,无法一蹴而就,所以必须有组织、有领导地制订长期规划,有条不紊地逐步实施。下面提出几点粗浅的建议供大家参考。

(一)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

我国大学英语教学须重新定位,除英语专业以外,其它专业都应从GE转向ESP,从应试转向应用,回归至大学英语教学本位[2]。要终止大学英语应试教育的倾向,首先应废除模仿托福和雅思的英语四、六级考试及其与学位证书挂钩等制度。高校不应降格为“新东方”之类商业性考试培训机构。托福和雅思是美英等国家用来测试那些想去那里留学或移民的外国人(非英语为母语者)英语能力的工具,所以其实只是一种聊胜于无的不得已手段。由于托福或雅思分数难以准确判别一个人的真实英语水准,高分低能现象十分普遍,因此这些国家一直在设法采取附加的补救措施。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国家从来不用托福或雅思培训去提高本国学生的英语能力,不少美英或加拿大学生甚至连托福和雅思是什么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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